虽然此时犯罪分子已经在逃跑过程中，无法再对之进行正当防卫，但人民警察仍然可以依据《条例》的上述规定，对之使用武器。
按照这一思想，法律适用机关在决定是否将某不确定法律概念适用于某中立对象时，与其说是在探知立法之既决，不如说是在法秩序内对立法者代为决断，用阿列克西的话说，创设（Kreation）[xc]一个与问题规范相区别，但又与之相整合的新的规范。[xlvii]参见［英］理查德·麦尔文·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47页。
[v]参见［日］高橋靖「行政裁量理論の始原的形態」早稲田法学会誌31巻（1980年），第194页。尽管哈特所直接援引的是维也纳小组的魏斯曼（F.Waismann 1896-1959）。[l]参见前引[46]，恩吉施书，第134页。当然，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并非完美无缺。这个概念是联邦检查署（Bundesprüfestelle）对书刊施加管制的要件，[lvi]联邦行政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著名判决中判示：是否产生对青少年有害的效果，是一种事关预测的判断，在相当的程度上包含着评价性要素。
（三）考察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体系，本文所借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lxvii]参见前引[62]，阿列克西书，第78页。一是，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
[[32]]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这就必然要求学术界在议题和内容上不断扩展和深化四、高等教育法治研究议题的扩展和深化 展望未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在新时代迎来了新机遇新挑战，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赋予了中国高等教育理想以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涵。2002年裁判的齐玉苓案搅动了一池春水，激发了学术界对受教育权的研究。张德祥和黄福涛教授认为，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任务[[19]]。
《学位条例》通过后，研究文献逐渐增多，但并不丰富。为此，围绕如何让高等教育朝着法治化的道路继续前行，学术界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和探索。
（5）高等教育治理研究，如李福华的《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组织架构》（2008年）、卢晶的《高等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治理模式研究》（2010年）、尹晓敏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大学治理研究》（2010年）、安宗林和李学永的《大学治理的法制框架构建研究》（2011年）、俞德鹏和侯强的《高校自主办学与法律变革》（2011年）以及黄达人编著的《大学的治理》（2013年），等等。从汉语构词来看，（名词）化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以《高等教育法》为基础，研究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以及完善高等教育法的配套法律法规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如程雁雷的《必须重视和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立法》、金林南的《高等教育法的立法缺失及完善思考》、吴开华和覃伟桥的《论教师聘任制的法律性质》，等等。从学科的属性来讲，高等教育法治依托于高等教育法学，从属于教育法学，置于法学一级学科之下。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高等教育法》，它成为继《学位条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高等教育法律。差别在于：治理包括元治理，即大学自治权力问题，而这在高校依法治校的含义中甚少涉及，所以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也仅是高等教育法治的一个方面。后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宏观层次治理，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配置政府与大学的学术权力。该刊于2007 年入选 CSSCI 来源辑刊目录，截止2017年已连续出版14辑，发表了大量与高等教育法治有关的论文。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在基本概念、学术议题、论著发表数量、人才培养，以及推动高等教育立法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四是有力的高等教育法治保障体系，其包括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法治文化、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以及高等教育法治专门人才培养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议题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联系紧密，相关议题主要包括：（1）深入研究依法治校[[21]]。（5）研究高校师生法律关系[[25]]。
在具体分析各个时期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其与高等教育立法以及大学治理存在紧密关联。如果只是把高等教育法治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来研究的话，这将会限制其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二、高等教育法治的研究历程 理清高等教育法治的涵义之后，有助于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历程进行合理分期。总体而言，过去四十年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高等教育法治研究与高等教育立法相互呼应 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最开始就聚焦于《学位条例》的制定。如何保障教师的学术自由、如何尊重大学生的个性发展自由、如何保障学生社团和教师学术社团的正常活动。如何将习近平同志关于高等教育和关于法治的思想有机整合，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高等教育法治思想，进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未来发展，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课题。
该规定在突出立德树人要求、体现以学生为本方面迈出重要步伐。三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带头人，如首都师范大学的劳凯声教授（先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与王敬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秦惠民教授、周光礼教授（先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和申素平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周洪宇教授、北京大学的湛中乐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黄明东教授，等等。
可是2003年9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即告成立，主要负责人主要是从事教育学的学者，可是作为法学一级社团的中国法学会至今也没有设置中国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离不开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的编写。
以《高等教育法学》这本教材为例，其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在叙述高等教育法制，而是在介绍教育法学的一般原理。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即：在介绍国外高等教育法制的基础上，分析制定我国高等教育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相关问题。
等到《学位条例》颁布实施后，制定一部综合的高等教育法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学术界开始译介域外的高等教育法律，如忻福良主编的《各国高等教育立法》（1992年），以及郝维谦和李连宁主编的《各国教育法制比较研究》（1999年）。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频频出现，而高等教育法治则出现于2000年以后。论文之外，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谭秀森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律问题研究》（2015年）、陈达云的《民族院校治理之道》（2017年）和李进付的《教育法治化与大学生伤害事故处置》（2017年），等等。在梳理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主要特点，看到成就的同时，也有必要清醒认识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法学教材建设相对滞后。
（四）运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成果助推教育法治研究和实践的深入 教育法治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等教育法治又是最能在教育法治的进程中率先突破的领域，这是因为专业的学术组织、科研队伍大多深处高校之中，而那些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也多发生在高校，例如高校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高校的规章制度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规定、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权利保障，等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法治研究为中国高等教育立法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其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进而成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并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它的期待上，还有不小差距。
[[32]]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高等教育法治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这就必然要求学术界在议题和内容上不断扩展和深化。因此学术界应当增强当担感，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期，不断强化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化有关议题和内容的研究，有力地推动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实现。
（二）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全面开展阶段（1998—2014年） 1998年是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深刻推动了后来的研究：第一件事是《高等教育法》的制定。而国（域）外高等教育法治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的研究还不太深入，尤其是在资料的更新上比较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进程。
如果没有法学界的积极参与，没有法学界与教育学界的互相支持，实现高等教育法学在学科上的破磊融合，那么推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后劲可能会不足。此外，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将影响到教育法治的实效。以《高等教育法》的制定（1998年8月29日）和修订（2015年12月27日）为时间节点，可以将这一进程整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准备阶段（1979—1997年） 《学位条例》虽然制定于1980年2月，但是在1979年3月，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学位制度的指示，教育部、国务院科级干部局即联合成立学位小组，研究过去两次拟定学位条例的历史经验[[14]]，而这就开启了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历史进程。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三件大事，深深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历史进程。
回顾这段学术史，分析其中的成果、特点与问题，可以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在国外高等教育立法方面，侧重于介绍日本、法国、美国、前苏联和原联邦德国等国家，代表论文如何瑞琨的《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法比较》、叶灵春的《苏联的高等教育立法初探》、施晓光的《美国高等教育立法的历史演进》、劳凯声的《若干国家高等教育立法的比较》和吕虹的《日本高等教育立法述要》，等等。
如劳凯声教授认为，通过治理改革超越传统管理，解决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是一条可能的改革出路[[16]]。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法治就是高校依法治教，即按照依法治理的原则和方式来管理和规范各种高等教育活动[[7]]。
在著作方面，数量非常少，仅见黄重宪主编的《大学法与大学教育》（1987年）、湖北省高校教学管理研究会编的《高等教育改革与治理整顿》（1991年）、忻福良主编的《各国高等教育立法》（1992年）和夏天阳的《高等教育立法引论》（1993年）。如何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留言0